共同创办人专栏

眼见疫情扩散，政府迅速推出新一波的振兴补助方案，值得肯定。面对系统性风暴迎面而来，个别组织或毎人很难单打独斗、熬过危机，尤其弱势群体更需要政府及时出手相助。

在对餐饮业加码30亿元后，这一轮的振兴补助经费达345.6亿元，预计将有89.9万民众受惠，平均每人可获得3.84万元的补助。

去年政府推出个人优惠贷款补贴，希望能解小老百姓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，同时还要求银行订下放贷的KPI。于是乎，不少银行员将信用不佳、却真正有需求的申请者拒于门外，却又迫于绩效压力，反而积极叩薪资转帐户来借钱；有些人便拿着送上门的超低利贷款转手投入股市，赚了价差、省了利息，引发潜在的道德风险。

话虽如此，此时此刻并不是讨论要不要推出振兴补助的恰当时机；重点在于，有了过去二年纾困、救济、补助的经验，政府能否从中学习到如何将资源做更有效的配置与运用；如果只是把钱发下去就算功德圆满，那么这次的钱用完了，下一次发钱是什么时候？强化产业体质、提升经济结构，才是花钱之余，应该带来的附加效益。

学习过去的经验，别让已知的风险酿成危机

回溯过去经验，疫情初起时的口罩抢购，也是如此，疫苗施打也有进步的空间。我们肯定过去如口罩国家队的贡献，更要学习过去的经验，提前预判情势、作好准备，别让已知的风险酿成危机。

组织的规模愈大，随之而来的是本位主义和沟通成本的增加。1990年，彼得圣吉（ Peter M. Senge）发表《第五项修练——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》，便是针对现代企业组织最欠缺的系统思考能力提出解方。

由于现代组织分工细密，单位切割零碎，成员之间互动疏离、沟通不良；一旦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，成败与我关，成员就不会去修正其行为，也就无法有效的学习。

上面指的虽是企业组织，但身为巨型组织——行政官僚系统，更几乎完全符合彼得圣吉所观察到的现象。一旦碰到「天纵英明」的长官，下达明确但未必明智的指令时，中基层成员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，自然也不会想要以更有效率和效益的方法把事情做得更好。

移工对台湾经济、产业发展，甚至社福、家庭照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无须赘言。移工主管机关劳动部将移工分为产业移工与社福移工，申请资格与流程各有规定。

其中企业申请产业移工，也就是俗称的外劳，必须符合工业局的审查要点；该要点规定，申请单位要有工厂登记等证明文件、机器设备要求提出近一年纳税证明明细、新购置机器设备支付凭证；此外，还要有工厂生产流程及平面图、公司主要产品名称、图片与用途等说明。

台湾既然有移工的硬性需求，便应以最简便有效的角度，让有资格的企业以最有效率的方式，获得移工的生产力。但前述的审查要点只站在主事机关「监管」的立场出发，并未思考要求事项的意义与必要性。

比方，申请外劳须提供前一年纳税证明，还要有机器购置凭证；行政机构本应建立横向联繫机制，由审查单位直接向税捐机构索取纳税证明，不是更精确可靠吗？不应动辄将政府的无效率转嫁成为民众的负担。

再者，对机器等生产设备购置凭证的要求，与产业轻资产、重研发的趋势背道而驰，也搞不清「所有权」、「使用权」的精神。企业里看得到的实体资产，大到半导体的光刻机，小至笔记型电脑，不是贷款就是租赁，要求购置证明的意义何在？

还有，产品会因市场需求改变而进行微调、换代，甚至淘汰，生产动线及厂区配置也会因应调整；既然如此，审查时要一定会改变的生产流程及平面图做什么用？

企业经营环境快速变异，领导人往往陷于朝令夕改的困扰之中，申请外劳的审查机构却拿着歷史资料作为评估依据，难道主管机关的办事员要教企业老闆如何经营事业吗？

以色列「限制理论」可协助聚焦问题

以色列学者提出「限制理论」（Theory of Constrains），指一个复杂的系统可能由一大群人或设备所组织，但是极少数的变数却会限制或阻碍系统的有效运作；这里所指的限制，可以理解为类似中国近年流行的所谓「短板」。

限制理论可协助聚焦于需要改善的问题，如：什么要改变？为什么要改变？要改变成什么？如何造成改变？如何持续改变的过程？

限制理论与学习型组织似可相互唿应，都是让组织，尤其是大型组织变得更好、更有效率。

如果将疫情发展分为口罩防疫、疫苗注射及快筛解封等几个物资需求阶段，那么防疫指挥中心的成绩或许是高分、及格和补考。

疫情初爆发时，没人知道怎么回事，政府因应得宜，赢得第一回合。但是这样的优势没能延续至第二回合；纵使疫苗取得有现实上的难度，但是採购策略反覆，注射规划也可以做得更好；尤其有不少民众付出生命代价，执事者更要抱持同理心，别让亡者白白牺牲了。

当前进入解封前的备战阶段，快筛剂之乱重演口罩时期的慌乱无序，过去两年多的经验似乎未能去芜存菁，九局下半的表现令人不忍卒睹。

对照工业局外劳审查要点，政府最大的「短板」，在于高高在上、比民众高明的心态。政策制定是一回事，落实执行是另一回事；有想法没做法，甚至乱做一通，比放任不管还糟糕。

政策要有目的性，执行法规要有必要性。社会环境的多样性、复杂化，已非单一脑袋应付得来；公部门要放弃「作之君、作之师」的家父长思维，时时检视、删改没有意义的作业准则，将民众、企业视为伙伴关係。

政府做不来的，民间可以补上来，政府不擅长的，民间能做得更好。学习型组织，就从行政系统开始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