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. Kuo's Column

眼見疫情擴散，政府迅速推出新一波的振興補助方案，值得肯定。面對系統性風暴迎面而來，個別組織或毎人很難單打獨鬥、熬過危機，尤其弱勢群體更需要政府及時出手相助。

在對餐飲業加碼30億元後，這一輪的振興補助經費達345.6億元，預計將有89.9萬民眾受惠，平均每人可獲得3.84萬元的補助。

去年政府推出個人優惠貸款補貼，希望能解小老百姓資金匱乏的燃眉之急，同時還要求銀行訂下放貸的KPI。於是乎，不少銀行員將信用不佳、卻真正有需求的申請者拒於門外，卻又迫於績效壓力，反而積極叩薪資轉帳戶來借錢；有些人便拿著送上門的超低利貸款轉手投入股市，賺了價差、省了利息，引發潛在的道德風險。

話雖如此，此時此刻並不是討論要不要推出振興補助的恰當時機；重點在於，有了過去二年紓困、救濟、補助的經驗，政府能否從中學習到如何將資源做更有效的配置與運用；如果只是把錢發下去就算功德圓滿，那麼這次的錢用完了，下一次發錢是什麼時候？強化產業體質、提升經濟結構，才是花錢之餘，應該帶來的附加效益。

學習過去的經驗，別讓已知的風險釀成危機

回溯過去經驗，疫情初起時的口罩搶購，也是如此，疫苗施打也有進步的空間。我們肯定過去如口罩國家隊的貢獻，更要學習過去的經驗，提前預判情勢、作好準備，別讓已知的風險釀成危機。

組織的規模愈大，隨之而來的是本位主義和溝通成本的增加。1990年，彼得聖吉（ Peter M. Senge）發表《第五項修練——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》，便是針對現代企業組織最欠缺的系統思考能力提出解方。

由於現代組織分工細密，單位切割零碎，成員之間互動疏離、溝通不良；一旦不需要為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，成敗與我關，成員就不會去修正其行為，也就無法有效的學習。

上面指的雖是企業組織，但身為巨型組織——行政官僚系統，更幾乎完全符合彼得聖吉所觀察到的現象。一旦碰到「天縱英明」的長官，下達明確但未必明智的指令時，中基層成員不需要為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，自然也不會想要以更有效率和效益的方法把事情做得更好。

移工對台灣經濟、產業發展，甚至社福、家庭照護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無須贅言。移工主管機關勞動部將移工分為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，申請資格與流程各有規定。

其中企業申請產業移工，也就是俗稱的外勞，必須符合工業局的審查要點；該要點規定，申請單位要有工廠登記等證明文件、機器設備要求提出近一年納稅證明明細、新購置機器設備支付憑證；此外，還要有工廠生產流程及平面圖、公司主要產品名稱、圖片與用途等說明。

台灣既然有移工的硬性需求，便應以最簡便有效的角度，讓有資格的企業以最有效率的方式，獲得移工的生產力。但前述的審查要點只站在主事機關「監管」的立場出發，並未思考要求事項的意義與必要性。

比方，申請外勞須提供前一年納稅證明，還要有機器購置憑證；行政機構本應建立橫向聯繫機制，由審查單位直接向稅捐機構索取納稅證明，不是更精確可靠嗎？不應動輒將政府的無效率轉嫁成為民眾的負擔。

再者，對機器等生產設備購置憑證的要求，與產業輕資產、重研發的趨勢背道而馳，也搞不清「所有權」、「使用權」的精神。企業裡看得到的實體資產，大到半導體的光刻機，小至筆記型電腦，不是貸款就是租賃，要求購置證明的意義何在？

還有，產品會因市場需求改變而進行微調、換代，甚至淘汰，生產動線及廠區配置也會因應調整；既然如此，審查時要一定會改變的生產流程及平面圖做什麼用？

企業經營環境快速變異，領導人往往陷於朝令夕改的困擾之中，申請外勞的審查機構卻拿著歷史資料作為評估依據，難道主管機關的辦事員要教企業老闆如何經營事業嗎？

以色列「限制理論」可協助聚焦問題

以色列學者提出「限制理論」（Theory of Constrains），指一個複雜的系統可能由一大群人或設備所組織，但是極少數的變數卻會限制或阻礙系統的有效運作；這裡所指的限制，可以理解為類似中國近年流行的所謂「短板」。

限制理論可協助聚焦於需要改善的問題，如：什麼要改變？為什麼要改變？要改變成什麼？如何造成改變？如何持續改變的過程？

限制理論與學習型組織似可相互呼應，都是讓組織，尤其是大型組織變得更好、更有效率。

如果將疫情發展分為口罩防疫、疫苗注射及快篩解封等幾個物資需求階段，那麼防疫指揮中心的成績或許是高分、及格和補考。

疫情初爆發時，沒人知道怎麼回事，政府因應得宜，贏得第一回合。但是這樣的優勢沒能延續至第二回合；縱使疫苗取得有現實上的難度，但是採購策略反覆，注射規劃也可以做得更好；尤其有不少民眾付出生命代價，執事者更要抱持同理心，別讓亡者白白犧牲了。

當前進入解封前的備戰階段，快篩劑之亂重演口罩時期的慌亂無序，過去兩年多的經驗似乎未能去蕪存菁，九局下半的表現令人不忍卒睹。

對照工業局外勞審查要點，政府最大的「短板」，在於高高在上、比民眾高明的心態。政策制定是一回事，落實執行是另一回事；有想法沒做法，甚至亂做一通，比放任不管還糟糕。

政策要有目的性，執行法規要有必要性。社會環境的多樣性、複雜化，已非單一腦袋應付得來；公部門要放棄「作之君、作之師」的家父長思維，時時檢視、刪改沒有意義的作業準則，將民眾、企業視為夥伴關係。

政府做不來的，民間可以補上來，政府不擅長的，民間能做得更好。學習型組織，就從行政系統開始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