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同创办人专栏

近年国际企业掀起一股ESG（Environmental、Social、Governance，环境、社会及公司治理）热潮，尤其这两年全球受到武汉肺炎侵袭，加上极端气候日益加剧，令ESG成为显学。资本市场也开始重视「责任投资」，更强调导入ESG的公司股票绩效，远胜于未导入ESG的公司。

不光是资本市场，国际大企业受到此趋势影响，对所属供应链厂商也要求需符合ESG规范，否则便可能被踢出供应链体系；日前喧腾一时的「新疆棉事件」只是其中一例。简言之，企业要国际化，就必须正视ESG等相关要求，生意才出得了国门。

过去《公司法》开宗明义指出，公司以营利为目的；修法后加上「应遵守法令及商业伦理规范，得採行增进公共利益之行为，以善尽其社会责任」。

ESG要求企业经营对可能影响到的对象，包括自然环境、社会大众，以及内部外部的利害关係人，都要尽到应有的良善责任。这样的规范当然有其意义，但也因为明文化、评等化，让部分企业为了追求ESG的排名，只顾着在文书报表的作业上努力，却疏于如环保、劳资、内控等实质管理上应尽的责任。

受到疫情冲击，企业不论内部会议或外部联繫都借重视讯系统。一开始大家还抱怨连连，但渐渐就习以为常；相信日后即便疫情趋缓，我们可能也离不开视讯会议了。

不过人与人的互动，光靠视讯还是隔了一层；无法面对面直接接触，就不易感受到对方的真诚态度和肢体语言，更可能因此造成误解。同时，社群传输工具发达，却让我们对网路讯息难辨真伪。

人与人要产生正向互动，一般会经过承诺—信任—信赖的阶段。传统儒家精神强调人际交往须重然诺、一诺千金，有了几次履行承诺的基础，双方逐渐产生信任，等到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就进入几乎无条件的信赖境界。

问题来了。现代商场上，重然诺是企业法人需要具备的特质吗？政府与民间以律法作为互动的准则，但是法规永远无法与时俱进，公务单位强调「依法行政」，但是当环境快速变迁，当初立法的条件已大幅改变，甚至不存在时，依法行政常常演变成眼睁睁看着事态恶化，犹如坐视火车对撞却无能为力。

机构法人间的互动也是如此。国际级的大企业为了发展愿景，有时会在计画条件还未成熟前，便以口头或暗示方式，「建议」供应链厂商要「提早布局」，先行投资新一代的生产设备。由于种种因素，这份「默契」还不能以明文合约形式呈现，但是以过去合作愉快的经验，以及期待未来能顺利取得新订单的信任，供应链厂商很难拒绝配合。然而当大企业的CEO换人或策略改变了，先前的口头承诺不算数，甚至否认有这样的默契时，供应链只能硬生生地吞下投资不当的苦果。

在PC时代，有不少台湾代工厂便因国际大客户的要求，举债投入新设备、新产能，不料产业发展规格转向，大客户也不认帐，巨额投资等于丢进水里，原本产业龙头的地位遂因此一蹶不振。

因此企业与企业间一定要以合同为准，才能确保双方能依约定履行承诺。美国企业进行谈判时，通常会有法务人员同行，这在台湾公司比较少见。为了让彼此都能依约行事，行政程序不可少，流程自然冗长，特别是IPO公司，为了合规，遵法成本愈来愈高。

这波疫情看来会持续一段时间，这时我们要思考的是，法令是为了维持正常运作而制定的，但是当非常时期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下，是否可以紧急的特别法来因应，让社会、经济、企业、民生还能在最低限度下，维持基本的运作。

比方在第三级防疫下，多数公司行号及机关已启动人员分流，或在家上班（WFH），但是像厨师、保全、清洁人员这类必须在现场工作的人，如何适用WFH？若这类职务的人员被迫待在家里，如何「work」？要如何给薪？碰到这种百年一遇的挑战，大型企业还撑得住，微小企业的领导人心里恐怕已经在淌血了。劳工主管机关要不要广纳谏言，给出一个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？

此外，为因应疫情，金管会要求各上市上柜公司将股东会延至7月之后召开。当各单位的会议都相继在线上召开之后，主管机关是否也可以考虑研究、开放线上股东会的合规性？

企业相信政府、员工相信老闆、下属相信上司…现代社会的良好运作，其实是基于不同阶层的信任建构而成。身为被「信任」的对象，更应该为对方的最大利益着想。

进一步来说，正因为有了过去450天履行守护全民健康承诺所产生的信任，让绝大多数的民众至今仍能信赖指挥中心的各项防疫指令。同时，也基于这份信赖託付，指挥中心更应审时度势，在纷乱的局势中，谋求全民最大的福祉。

出处：《今周刊》 https://www.businesstoday.com.tw/author/release/73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