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同創辦人專欄

剛過去的這個周末，150多隻名貴貓咪因非法入境而遭安樂死，涉嫌走私的船長經檢方傳訊後，依《傳染病防治法》以「6萬元」交保。

前行政院秘書長被控收賄6,300萬元等案，高院審理時雖採「實質影響力說」，認定構成違背職務收賄等罪而重判13年6月，併科罰金1,580萬元。但經最高法院駁回，高院更審後，於今年6月宣判，索賄未遂無罪確定，公務員恐嚇得利罪判4年10月、沒收犯罪所得約「3,000萬元」，仍可上訴。

一位企業家好朋友，為鞏固經營權而長期買進自家公司股票；卻因集團另家生技公司在公告重大消息前，仍有買進行為，而被依內線交易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，涉嫌不法獲利約「83萬元」。該案於2016年3月「爆發」，經過5年多的聆訊審理，於今年6月經北檢調查認為犯罪嫌疑不足，以不起訴處分。

上述3案看似沒什麼關聯，但會特別註明相關金額，就是要凸顯司法機關對「犯罪意圖」認定標準的「多元心證」。

貓咪走私行為絕對是有意為之，萬一闖關成功，致使台灣狂犬病等寵物防疫破功，藉時恐怕會有成千上萬的貓狗寵物被迫「銷燬」，經濟損失難以估量。以其刻意為之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此巨大，交保金額卻僅須6萬元。

權力愈大，責任愈大，為害亦愈大。行政院秘書長權柄之大，若有意為惡，誰敢不從？檢方雖以「藉勢藉端」起訴，司法單位卻不承認有所謂「實質影響力說」。以其造成的政風敗壞、綱紀蕩然，相對於付出的代價似乎不算昂貴。

集團企業買賣自家股票有諸多規範，但司法機關若不細究緣由，僅憑時間軸的關聯和80餘萬元的可能不法獲利，便見獵心喜，大動作調查偵辦，纏訟經年，對當事人及其企業所造成的精神傷害及聲譽耗損難以估算。輕率動用偌大司法資源偵查證據力薄弱的案件，日後再獲不起訴處分，是否能達到守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？在現今錯綜複雜的社會、經濟、商業環境中，主管機關內部是否有重複確認「無罪推定」與「微罪不舉」等原則的機制？

任何組織都離不開「管理」，企業內有「產、銷、人、發、財、資」等功能別的管理；即便是公務部門、非營利組織，也都有各自的管理專業。簡言之，有人就會有組織，有組織就需要管理。資源有限，管理的要義就是將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；而對人的管理，則是透過規章制度，讓組織的運作發揮最大的效率。隨著規模的成長，組織的層級愈來愈多，必然要依位階高低而賦權、分權、授權；同時，部分主管也要依所掌握的權力大小，承擔起相對應的責任。

在這樣的架構下，組織對內要貫徹分層授權、分層負責的精神；對外則由負責人概括承受組織的權利義務。即使如此，一旦發生事故，還是要以比例原則作為究責論處的依據。

以前述3案例的犯意而論，可粗分為無心之失與有意之惡；而其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程度或損害大小，也是顯而易見。

去年初發生KTV大火的不幸事故，經過一年半的偵查、審理後，負責人最近再遭地院以罪嫌重大、有逃亡之虞，而再境管8個月。我們不討論司法審理期間的案子，法院一定有其考量；只是不免令人聯想到，許多引起社會關注的重大刑事案件嫌犯，司法機關動輒以低價交保，或以「仍有教化可能」而輕判，不知又是基於何種考量因素？

企業友人每每論及此現象，一股社會「仇富」心態吹向行政、司法體系的寒意便油然而生。企業家或有錢人若涉及官司，在社會壓力下，主管單位往往會課以更嚴苛的行政處分或刑責。過去是「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」，現在則是「老闆／富人涉法，先罪加一等」；甚至走漏偵查進度、放縱輿論未審先判，等到真相水落石出，就算當事人洗刷清白，名聲和人生也已千瘡百孔、難以回復了。

1、2千年前，未開化的部落出了大事，一定要推人出來扛責任，以平眾怒。由於法治觀念薄弱，造成不少冤案；又擔心當事人家屬日後報復，便採行連坐法、誅九族，以絕後患。聽起來很落後，其實我們現在的心態並沒有文明多少。法治社會講究依證據辦案，但是不時看到治安單位為求績效，有2分事證便推論8分，甚至為搶聲量，視「偵查不公開」為無物。而網路輿論更多是憑感覺公審、藉標題殺人；若進一步追問評論依據何在，不是「聽誰說的」，就是「我以為」。

任何人犯錯就應接受與犯行相符的罰責，但其家屬是否與案件有關聯，一定要有確切的證據才能判斷，絕對不能拿彼此的關係大作文章，就草率認定涉案。尤其知名人士違法，在沒有證據下，罪不及妻孥，不應直觀式地將其家屬視為同夥。如果集團企業父子都能為了搶奪主導權而反目成仇，同理，叔伯甥姪等親戚的違法行為，又與這些知名人士何干？看證據說話很難嗎？

凡事脫離不了比例原則，無限上綱地強調狹隘的「社會正義」，其實只是對特定族群的現代版獵巫，圖的是一時情緒的渲洩，卻難以伸張公理。司法不必在乎一時的民意風向，但也不能漠視民情脈動、違逆普世價值，更不能獨立存在於有血有肉的真實社會中。期待我們能建立一個依證據說話的社會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；沒證據、沒把握的事，就閉嘴！政治人物如此，企業老闆如此，檢調司法人員如此，輿論網紅鄉民也是如此。